明朝有两位皇帝非常奇葩，同样是几十年不上朝，嘉靖帝躲在永寿宫修仙20年，万历帝窝在后宫摆烂30年。
可后世评价却天差地别，嘉靖被捧成“幕后控场大师”，万历却被钉在“亡国祸首”的耻辱柱上。同样是不上朝，凭啥一个被夸一个被骂？
先说说嘉靖帝朱厚熜，他堪称明朝“权谋界顶流”。自从“壬寅宫变”后，他就吓得搬去永寿宫修仙，天天炼丹求长生，表面看是彻底躺平，实则把朝堂玩得团团转。
明朝的内阁大臣们先把奏折批个初步意见，最后再呈给皇帝“批红”才算数。嘉靖把这招玩到极致，我可以不上朝见你们，但你们的奏折必须天天送，批红权死死攥在手里，谁当内阁首辅、谁被罢免，全看他心情。
就拿严嵩来说，他被骂了几百年奸臣，可在嘉靖眼里就是个“背锅工具人”。严嵩专权时贪污受贿、排除异己，朝堂乌烟瘴气，可嘉靖心里清楚，让严嵩挡着文官集团的火力，自己躲在永寿宫当“裁判”，哪边蹦跶得欢就敲哪边一棒子。
展开剩余77%有一回严嵩儿子严世蕃被弹劾，嘉靖看似不管不问，转头就借着御史的奏折把严家抄了，抄家清单上的金银财宝，最后全进了皇帝内库。
你看这操作，说是不上朝，实则比谁都清楚朝堂那点猫腻，典型的“居家办公还能远程控场”。
更绝的是嘉靖的“帝王平衡术”，他故意放任文官集团内斗，让严嵩的“严党”和徐阶的“清流”互相掐架，自己坐收渔利。
大臣们斗得越凶，越得抱紧皇帝大腿求支持，皇权反倒越来越稳。哪怕他后期天天琢磨“炼丹配方”，明朝照样运转，税收有人收，边防有人守，倭寇来犯了，他大手一挥派戚继光、胡宗宪去收拾，东南沿海很快就清净了。
说白了，嘉靖的不上朝是“以退为进”，用最低的存在感，干着最高级的控权活儿。
再看万历帝朱翊钧，这才是“真摆烂”。早期有张居正盯着，他还装装样子上班，可张居正一死，尤其是“国本之争”跟文官集团闹翻后，他直接开启“躺平模式”，不上朝、不批奏折、不任官员，连内阁大臣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。
大臣们的奏折堆成山，涉及税收、边防、赈灾的急件，他瞅都不瞅一眼；中央部门缺了大半官员，吏部尚书急得跳脚，他就一句话：“知道了，你们先看着办。”
最离谱的是官员任免，据史料记载，万历后期全国知府缺了一半，刑部、户部的尚书岗位空了好几年，地方官退休了没人补，驿站的驿卒跑了没人管，整个明朝政府差点成了“空壳公司”。
有回御史联名上奏，说“朝堂像菜市场，官员比乞丐还少”，万历看完随手扔一边，继续躲在后宫喝酒看戏。他对外说自己“足心疼痛，走不动路”，可考古发现他的尸骨确实有腿疾，但这能成不批奏折的理由？
嘉靖也炼丹修道，照样深夜批奏折到天亮，说到底，万历是拿身体当借口，跟文官集团“赌气式对抗”。
更要命的是统治结果天差地别，嘉靖虽然玩权谋，但前期搞“嘉靖新政”实打实做了不少事，清理了14万冗余宦官，把勋贵霸占的土地还给百姓，减免赋税修水利，让明朝从正德帝的烂摊子中缓过劲来。
就算后期严嵩乱政，可边防没出大岔子，经济没崩盘，国家基本盘稳得很。
万历呢？早期靠张居正改革攒了点家当，可他掌权后全败光了。为了给自己修陵墓、养后宫，他派宦官当“矿税太监”，到各地强拆开矿、抢商户钱财，矿税收入全进了他的小金库，国库一分没见着。
结果全国爆发几十起民变，苏州织工、景德镇瓷工集体罢工。更致命的是辽东，他对努尔哈赤的崛起视而不见，边防军饷拖了又拖，最后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，后金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，这才有了“明亡于万历”的说法。
说到底，俩皇帝的本质区别在于“责任”二字。嘉靖的权谋虽然阴狠，可他没丢了皇帝的本分。他像个躲在幕后的操盘手，哪怕手段不光彩，至少保证大盘不崩。
万历却把皇帝当“副业”，跟文官集团置气就撂挑子，把国家前途当赌注，这种“我不爽，你们谁也别好过”的消极态度，直接掏空了明朝的根基。
后人骂万历，不是骂他不上朝，是骂他丢了皇帝的责任；夸嘉靖，是因为他哪怕玩手段，也没让大明江山崩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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